处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回眸这20年来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恢宏的交响诗，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了解昨天才能更好地认识今天，把握今天才能更好地走向明天。这一切，就是我们写作这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制度效应》（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初衷，它体现了我们对新经济体制的追求和对更美好明天的期盼。
人民正在创造历史。
我们正在走向明天。
——摘自《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制度效应》前言
贾康：思想解放引出的历史性巨变
“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一句朴素的话语，包含了关于国家前途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透彻思索，以及在这条道路探求上的高瞻远瞩和真知灼见。如果要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那么我认为，实事求是原则下从思想的解放到生产力的解放是最大的变化，其他一切改天换地般的积极变化，都由此发端。这种变化，按其内在逻辑，在党领导下亿万人民的实践中，水到渠成地总结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实行“两个转变”，即经济管理体制模式由传统计划经济向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由明显带有落后农业国特征的粗放型向与发达工业化水准相一致的集约型转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2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在奋斗中去迎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辉煌的明天！
刘伟：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为深刻的变革时期
毫无疑问，自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0年以来，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为深刻的变革时期。2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成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之巨大，无论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这一点，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不难理解。这一历史奇迹之所以能够发生，在于20年来我们中国人的变化，尤其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人们创造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活方式的热情之高昂，这种发育中的生活方式对人的思想影响之深刻，可以说是20年来中国发生的最为深刻的变化。这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启蒙，这也恰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
蔡（日方）：尊重直接经济当事人的选择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在世纪末的今天回顾和反思农村改革，显然不仅仅是要为了保持乐观而庆贺一番，而更重要的是从成功的改革经验中汲取灵感和寻找出路。我们发现这整个起伏跌宕的过去自始至终都蕴含着两条清晰的主线——制度创新和市场发育。中国农民，既是这个过去的行为主体，也是种种制度形式的创造者。尊重直接的经济当事人的选择，是中国经济改革宝贵经验中的根本一条。所以，任何改革都是解脱束缚于人们头脑的紧箍咒，打破束缚人们手脚的绳索。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已经证明，一旦给予适当的激励，他们有着点石成金的魔术。
孙祁祥：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
几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的一位美国老师曾“充满同情心”地问我：“中国人现在有牛奶喝、有香蕉吃吗？”还有一次参加美国一所大学MBA学生自己组织的各国投资环境研讨会，走进中国问题讨论组织的会议室，只见前台桌上摆了四件美国人可能认为是象征中国的实物，令我苦笑不得。这四件东西是：一顶留着长辫子的清朝帽子、两顶红卫兵军帽和一尊毛泽东的石豪像。这是发生在20世纪末美国高等学府的事情。但我知道，他们绝无恶意。由于种种原因，许多美国人（包括其他国家的人）不了解今天的中国：一个仅仅用了20年的时间，就基本上告别了“短缺经济”的发展中大国；一个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发展中大国；一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容被忽略的发展中大国……这一切成就都来自于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韩志国：改革必须有明确的价值取向
十几年前，我通过对东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对比和对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经济发展实践的全面考察，确立了我的经济观：在所有制关系上，国有不一定比民有更优越；在资源配置上，计划不一定比市场更有效；在经济决策上，政府不一定比企业更高明。这些年来，这三句话基本成了我的经济理论的主要支柱，指导着也贯穿于我的整个理论研究之中。而随着改革实践的推进，我也越来越深信这种经济观的正确性。
杨瑞龙：投资主体微观化“老乡”成了投资者
90年代初，我的家乡出了很多投资者之后，我这个学了很多年经济学的教授就被老乡们视为座上宾。他们跟我聊的不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都是“天下大事”。如上市公司的业绩怎么样了，政府会出台什么政策，企业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利率会怎样调整，国际形势怎么样等，他们知道，他们的个人利益与过去被认为离他们很遥远的“国家大事”息息相关，因为这些信息都会影响股市的波动。他们希望了解国家大事的变动趋向，以便能指导他们的投资行为。我发现那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老乡们竟然从口中冒出一串串很专业的词汇，知道许多过去他们根本没有兴趣关注的国家大事，甚至不认字的老太太也很清楚利率与股价之间的关系。老乡们对政治经济形势所作的判断常常令我这个在大学里读了10年经济学的专业人士感到非常惊讶。投资主体微观化，普通老百姓从单纯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同时又成为投资者，使得中国的投融资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杜辉：“潘多拉魔盒”与否定之否定
我们无意于过多地去争辩什么如今的社会伦理道德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完意争论改革的道德代价不值得。我们更为感兴趣的是，今后，谁来关上“潘多拉魔盒”，或者把那些罪恶重新吸回去。“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20年的改革，创造了优胜劣汰的机制，恢复了经济的活力。这对禁欲主义是一个否定。如果市场法则将这种机制过度发挥，过度刺激了人的自私、贪婪和欺诈行径等“恶”的一面，社会必将产生一种反向机制，遏制“自然人性”，弘扬康德所说的“道德人性”。这就是又一个否定。低级的市场经济总有低级的市场文明相伴随，高级市场经济必定伴有高度的社会文明，尽管未来的社会仍会有犯罪，仍会有低下的道德行径，但是社会在创造高度的市场机制的同时也在创造着高度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改革就是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樊纲：改革的演化与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改革的深化，推动着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说，改革20年，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总体上说已经初步完成了从传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向现代经济学范式的过渡。尽管在理论界还存在着种种争议，人们还有各种不同观点，还存在着不同的分析方法，但是，从经济学教学的实际重点，到大多数经济论文和专著所采用的理论框架、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以及经济政策分析所遵循的程序和研究方式，我认为作为经济研究发展的主流来看，我们已经初步采纳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其实还不在于现在的研究人员的论文，而在于大学生的毕业论文、硕士生的硕士论文以及博士生的博士论文。我相信，这种过渡还将进一步进行下去。我们国家、民族的经济学理论水平和制定经济政策的能力也将随着改革、开放与发展的伟大进程而获得更大的提高。
洪银兴：经济学知识更新的20年
记得20年前我刚刚开始学习经济学时，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基本上是《资本论》的体系，社会主义部分则是按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编写的。80年代初，现代西方经济学开始进入我国，我们开始接触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但在当时基本上是从批判的角度来看待西方经济学的。真正将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学习，是在1985年我读博士生以后。这时，不仅仅是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大量的西方经济学原著都成为我们当时的博士生们涉猎的对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流行的科尔内所著《短缺经济学》，该书对我们这一代学者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关于预算约束之类的短缺理论，影响最大的可能是他的实证分析方法。进入90年代以后，新制度学派理论、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西方处于前沿的经济学理论相继流入我国。这样我们所掌握的经济学知识又得来一次更新。
常清：注重理论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双重拓展
从屈原作《离骚》投汨罗江以抗世，到陈天华写《警世钟》，“难酬蹈海亦英雄”，难道千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只会忧国忧民，悲天呼号吗？中国的经济学者，不仅要有理论知识，而且要有实践能力，为跨世纪的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不再停留在俱乐部式的高谈阔论，而是冲向民族竞争的看不见硝烟之战的前沿，谱写21世纪中华民族经济学的新篇章。
 |
